住在办公室的人
尽管如此，依然有人选择偷偷在办公室里居住。住在办公室，意味着全部家当必须装得进一个行李箱，意味着一种舍弃下班后私人空间的生活，也意味着更少的成本和通勤时间。
这样的生活，有人断断续续体验过，有人坚持过两年，有人还在继续。
文 | 李渔
编辑 | 张轻松
运营 | 泡芙
晚上十点，南城灯光渐渐黯淡，老刘准备就寝，先将充气床垫在地板上展开放平，等到气一打满，铺上了床单，码好枕头。前后五分钟的时间，娴熟地处理好了一切，他来到门口，按下墙壁上的开关，再摸黑回到两排办公桌夹成的空地上，悄然躺好，鼻尖刚好与椅脚齐平。
老刘住在办公室已经快一年了。他在北京工作，但没有租房。
全部家当是一个20寸行李箱，一个背包，和一张床垫。床垫日常塞在办公桌底下的纸箱里。行李箱和背包是他“移动”的家，销售人常年出差，办公室放行李箱大家也见怪不怪。里面塞得下几件衣服、常用药物、电脑、酒店里拿的一次性用品，甚至还能装下两本书。
入夜后的办公室，键盘声响消失了，工作上的讨论与争执也变得无影无踪，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变得如同喧嚣落幕后的戏台子，只剩下风扇发出低沉的呜咽。办公大楼的中央空调每晚下班时间准时关闭，北京今年格外闷热，老刘就指望着这台风扇能够带来阵阵凉风。
他知道在这个时间，同事一定不会再出现，于是干脆脱去了上衣，又脱掉了裤子，仰面对着天花板。不过就算如此，皮肤还是很快变得黏黏哒哒，最后他不得不起了身，拧开卫生间的笼头，毛巾沾上凉水，在周身上下一通擦拭，再次躺下，阖上眼，双手抱于胸前，努力入睡。
这是老刘住在公司的第五十天。他是一家传统行业公司里的销售，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，只要不出差，他就将办公室当成自己在北京的居所。
在他自己看来，这个举动很寻常。毕竟，在这座城市里，一千多万人正日日为了生计奔波，人们就像觅食的蚂蚁，白天聚作一团，等到夜幕降临后，四散到城市的角角落落。有房的人可以归家，而无家的人和无根的浮萍没什么两样，在哪里，都只是短暂地找个地方度过黑夜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住在办公室和住在其他地方，其实没什么差别。老刘每天十点后入睡，早上七点，天一亮，便按时起床。当大多数人争分夺秒追上地铁，奋力在车厢里挤出一个能够站立的空间时，他忙着一边整理衣物，收拾床铺，一边打开窗户，让新鲜的空气灌满空间。
同事们几点工作，他也几点工作。同事们几点下班，他也几点下班。唯一的区别在于，他从来不会迟到，而且一直是公司里最早出现的员工。
他将自己住办公室的经验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后，引来了许多人的热议。大多数人好奇“办公室要怎么才能住人？”“怎么洗澡？”也有人对住在办公室的行为无法认同，直言“窒息”。
在加班晚归，或者早起通勤感到痛苦的时候，很多人可能吐槽过“还不如住办公室得了”。一些北漂刚来北京、收入捉襟见肘，能租到的房子也说不上能提供多少尊严，但真的选择住在办公室，还是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。
一来，办公楼属于商用大楼，原则上不允许住人，住在办公室“偷感”很重，被发现后还可能被同事“嫌弃”。另一方面，更多人认为，住在办公室完全混淆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，不可接受。还有人担忧，公司万一丢了东西，可说不清楚。
但真的住了，“也就是睡个觉而已，在哪儿还不是睡个觉”。从2017年到2019年，王森曾在办公室里连续住了两年。回首那段时光，他直言“想一想，也有点儿辛酸”，但另一方面，他也承认，一旦住习惯了，其实就跟租房没多少区别。
小六曾从2022年夏天开始陆陆续续住办公室，入冬后，更是直接“定居”了半年。夏天的烦恼是蚊子多，有一个晚上，一觉醒来，她赫然发现手臂上被咬了十几个包，密密麻麻的红点，她成了“自助餐”。冬天一入夜，她便把自己蜷缩在睡袋当中。虽然这样可以御寒，但也有新的苦恼，睡袋毕竟是一个口袋，束缚着身体，犹如被困在了一个茧里面，没法自由伸展和翻身，小六睡得很不踏实。
她始终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住在办公室。每天一早六点，她就要早早起床，将瑜伽垫和睡袋小心翼翼卷好，藏在摄影器材旁边，然后一溜烟儿跑到食堂，一直磨蹭到单位有人出现。等到下班时，别人离开，她也离开，在楼内的休息区里藏到晚上九点之后再回办公室。
身为本地人，住在办公室，肯定是没有住在家里舒服的，可与此同时，每天不用花费大量时间往返于家和公司，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这么一比较，舒不舒服这点事儿，好像也没那么重要。她更愿意将住在办公室看做一场“生存实验”，“等过了很多年，再想一想这段经历，一定会十分的有意思”。
在北京工作，住宿是一笔昂贵的开销。
安居客上的数据显示，虽然这两年房屋租金略有降低，但北京一居室的平均租金价格仍旧维持在3800元上下。而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信息，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1761元，租到一个平均水平的一居室，需要花掉收入的三分之一。对于低于这个薪资的人群来说，房租更是一个沉重负担。
每一个住在办公室的人会反复提到一个词：时间。根据《2023北京通勤特征年度报告》，北京通勤的平均时长在51分钟，位列全国前茅。长时间的通勤，是对体力的考验，也是精神上的损耗。
人们选择住在办公室，最重要的目的，便是为了省下房租或时间。
2022年夏天，因为家中房屋准备装修后出租，小六举家搬到了六环外的昌平乡下。从住的地方到单位，需要先步行半个小时去公交站，再搭乘公交车来到城区，最后还要在地铁里耗费半个小时。一趟两个小时，每一次上班都如同逃命一样匆匆忙忙。
在公司附近租房当然可以省去许多烦恼，但房租实在昂贵，哪怕与人合租，一个月也要两千多块，而自己到手的工资才不到六千元。尤其她从事的行业，出差是常态，这意味着每个月一半时间里，出租屋都要空置。细细一算账，她马上便意识到：这不等于自己花了双倍的价格来租房吗？
她坚持在城区和郊区之间往返了一阵子，但很快便遇上了一个新问题——公司加班是常态，回去的末班车是晚上八点，哪怕紧赶慢赶，自己依然常常错过。赶不上车时，只能打车，车费就要一百多块，“简直就是在贷款上班”，她觉得十分荒唐。
渐渐地，在办公室凑合一宿的念头冒了出来。第一个晚上，小六全无准备，不知道要睡在哪里，只能坐在工位上，推开键盘和文件，朝着桌面一趴，跟鸵鸟一样，把头埋于双臂之间。这样的姿势很难让人睡得踏实，几次入睡，又几次醒来，一夜处在半梦半醒之间，脑袋昏昏沉沉。不过一想到自己省下的金钱，她又觉得心中格外欣喜。
后来，她开始时断时续以办公室为住所，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十月底。入冬后，北京昼短夜长，下了公交车后，眼前的那段路上不光没有路灯，连人影也罕见。一个女孩子，孤身一人走在黑夜当中，这样的氛围让她十分不安，“就怕突然来个人，把我给噶了，扔河沟里面”。
于是她干脆就不回家了，买来了一个瑜伽垫和睡袋，开始在办公室常住。
王森也是被房租一步步逼到办公室的。2017年，因为在老家天津找不到合适工作，他来到北京，进入了一家国企。起初和单位里许多北漂一样，为了省钱养家，他和其他同事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房间，两个大男人同挤一张床，一同分担房租。每月一千多元的花费，对于彼时只有七千月薪的他来说，是承受的上限。
但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半年，同事辞职离开北京，他再难找到其他人一起合租，不得不搬到郊区顺义，上班一个半小时，下班一个半小时，挤在公交车和地铁上，像被抽干了空气的气球。
他不怕苦，“反正来北京就准备好了要吃苦”，可有些问题并不是吃苦就能解决的。有一次单位加班，直到十一点才结束，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，他站在单位门口盯着荒凉的街头，心有不甘，又无可奈何，觉得自己成了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
那一晚，他被迫在办公室里过夜。然而出乎意料，“住在办公室里的感觉还不错”，不用急着赶公交车，也不用怕上班迟到，一觉醒来，甚至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食堂里吃一顿早餐，更何况，不用花一分钱。
犹如发现了新大陆，一刹那，王森就冒出了搬到办公室里的念头。那时恰逢有人离职，留下了一张免费的折叠床，他干脆捡了回来，开始安营扎寨。
和前两位不同，在进入公司之前，老刘就已经做好了打算，自己就要住在公司。
这个决定源自于过往的一段失败经历。2019年，他和朋友一起创业，拿出全部积蓄，加上借贷，在老家那座三线城市投资两百多万，开办了一家教培中心。这个举动虽然冒险，但彼时教培行业十分火爆，也不失为一个前景明亮的投资。然而疫情骤然来临，老刘苦苦维持了两年时间，终于血本无归，借来的钱要偿还，学生的钱也要退回去，他不愿意做“老赖”，不得不走上了打工还债的道路，“自己挖了坑，跳进去了，就自己再想办法爬出来吧”。
还债就像是在完成一套复杂的拼图，一步一步，全离不开算计。2021年底，老刘先在深圳跑了一阵子快递，只因为“对方能够提供三个月宿舍”；接下来，他找了一份销售工作，月薪6000元，驻地北京，那间两室一厅的房子，既是办公室，也被员工当宿舍使用，用不着为了住宿额外花钱，“也还行”；2022年9月，为了多赚些钱，他又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，被派到了南京，虽然需要租房，但很快，他就寻觅到了一间房子，与四人合租，一个月租金只要800块；在南京做了三个月后，他开始负责起了华中地区的销售业务，日日出差，这回连800块的租金都省了。
然而，个人再如何努力算计，在大环境的碾压下，也是无能为力的。没做几个月，公司效益不好，团队面临裁撤，处于安稳生活中的人大可以选择顺势而为，老刘却不得不争分夺秒，为了接下来的生活好好筹谋。
他再次换了工作，来到北京。可不到三个月，公司高层变动，他莫名其妙遇上裁员，还被拖欠了两万元的报销款。如今提起这段经历，老刘依旧忿忿不满，“一些公司看似正规，其实处处在琢磨着怎么剥削员工”。
对亟需偿还巨债的人来说，赚钱不仅仅是维持生计的手段，也是重回正轨的希望。要回这笔报销款，花费了老刘两个月时间，也改变了他的许多观念，他觉得公司大小无所谓，重要的是“只要能拿到工资，能拿到绩效”。
另一方面，他对开销变得格外谨慎。他想起在南京租房时，一个同事对他说的话：“你可以住在公司啊。”放在当时，这只是一句调侃，但时过境迁，再一次想起来，老刘心中有了不同的念头。
9月份，他入职了新公司，需要经常出差，但也免不了要在北京逗留。入职那天晚上，他拿来了几张硬纸板，在地面上展开，拼出了一张“床”，悄悄度过了第一夜。
办公室是公共场所，没有太多隐私可以容纳。选择住办公室，就必须选择一种极简的生活方式，私人物品没有太多空间放置，欲望也就被无限压缩。唯一重要的，只是如何睡得安稳。
睡过第一天后，老刘就发现了，只靠硬纸板没法长久。地面很凉，也很硬，早上醒来时腰酸背痛。于是第二天，他花了几十块，买来了一个充气床垫，如此将就了两个月，到了冬季，他从家里取来了一条毯子，放在身下，保暖又舒适。
洗衣服是一个问题，洗澡也是一个问题，但很容易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：没有洗衣机，衣服就全靠手洗，夏天时挂在窗边一晚就能干；至于洗澡，则更加简单，干脆不洗，如果天气实在炎热，大不了在卫生间用凉水擦擦身体，也能消暑，反正过不了一两天，他又要出差。
一个月里，他曾经辗转于十六个省份。从4月底到8月初，更是三个多月里，七十几天在外奔波。其实，很难说是因为出差如此频繁，老刘才住在办公室，还是因为住在办公室里，老刘才出差如此频繁。他自己坦言：“如果和同事一样在北京有住所，说不定可以换一个安排方式。”
小六与老刘一样，能不洗澡就不洗澡，反正冬天也不怎么会出汗。衣服也用不着换得频繁，反正自己不怎么出门，也就不会太脏。到了周末，有时她回家，有时干脆就在附近找一间青旅，花钱住上一夜，睡得好坏无所谓，重要的是有洗衣机和淋浴。她也惊讶于自己年纪轻轻，居然能找到这些解决办法，“真的感觉就像在城市里探险一样，总有新的发现”。
但并不是谁都能像小六一样，在办公室足不出户，窝上一整个冬天。王森的公司虽然有暖气，可因为节能，温度并不高，他又实在不好意思再在办公室里放上一床棉被。出差是一个好办法，不过不能日日出差，一个月，最少也有半个月要在北京度过。不出差的日子里，他就像一个流浪的波西米亚人，四处搜寻过夜的地方。
好在北京这座城市，每天都有无数人离开，也留下了许多还未到期的出租屋。只要支付一点费用，就能短暂地在这些房屋内待上一段时日。正如有人拼车，有人拼团，王森“拼房”，他如同一只勤奋的蜜蜂，这里停留一下，那里停留一下。他住过通州，住过房山，最远的地方到了昌平农村，只花了六百块钱，就住了将近三个礼拜。他戏言：“不要说外地人了，就算很多本地人，也未必解锁过这么多的地方。”
相较而言，他还是喜欢夏天一些，只是夏天也有烦恼。他常常出汗，虽然换洗衣服可以等周末回到天津解决，但无法洗澡总归是个大问题。他不敢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大张旗鼓地洗浴，“公司那么多人，万一被加班的人看到，不合适”。但连续一个礼拜，仅靠毛巾简单擦拭，显然不能遮盖住身上的异味，“没办法，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臭，感觉同事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”。
王森的同事都知道他住在办公室，他也从未刻意隐瞒过。他想，反正大家收入都不高，谁不是想办法在北京生存下去呢。
办公室里一共四个人，全是北漂，各自有各自的辛苦——有人房产在燕郊，每天光上下班就要三四个小时；也有人在北京买了房，只有五十平方米，塞进了一家五口人，自己只能睡客厅；领导固然收入高一些，却同样负担不起租房的费用，只能在附近租一间地下室，四面无窗，不知日夜。用王森的话说，“大家就谁也别嫌弃谁了。”
小六则很怕被同事发现，她说办公室内斗严重，被发现了，“不知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。”
但饶是谨慎，也有被撞见的时候。有几次周末，她正在办公室里看剧，突然之间有同事跑来加班。她便也只好装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，在工位上认真地面对着电脑，“感觉是在被迫营业”。
老刘住办公室的事，则更像一个“公开的秘密”。刚入职时，他谎称借住在朋友家里，也和小六一样，每天若无其事装作下班，等估摸着所有人已经离开，再独自悄悄溜回。
直到一天晚上出差归来，他正要入睡，突然遇上同事来公司加班，一时四目相视，场面极度尴尬。他只好编了个理由搪塞，无非时间太晚，不想去打扰朋友云云。听上去颇为合理，同事好似也并未质疑，只是后来，老刘发现，似乎连领导也对这件事心知肚明。
那次他和老板一起出差，本以为会在外地过夜，未曾想老板径直开车回到了北京。午夜时分，望着静默的街道，老刘心中不断盘算着要在哪里下车，才既可以回到办公室，又不被老板发现。谁知道还未说话，率先开口的却是老板，“一会儿我就先把你送回到公司吧？”
老刘觉得，老板应该是发现了的。不过从那以后，彼此之间，谁也没有去详细提及这个问题。老板不问，他自然也不会说，双方就这样保持着微妙的默契。
在同事之间，他在办公室过夜的事情渐渐也不再是秘密。同事偶尔会询问他在办公室里住得好不好，好心地提醒要注意身体。等入冬时，有人担心天气冷，特意告诉他单位有个“小太阳”，记得要打开。
住在办公室，省下通勤时间后，这些住办公室的人，也没有“闲着”，而是像这个城市的很多人一样，尽可能将多出的时间转化成“生产力”。
老刘开始尝试在小红书上做直播，聊一聊自己以办公室为家的生活。尽管还没有带来什么物质上的收益，但每天跟陌生人谈一谈天，暂时从债务的压力下抽离而出，不失为一种放松。
小六不愿意无所事事。她曾经在补习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，于是操起老本行，开始利用下班后的空闲，给学生做线上家教。楼道尽头凹进去一块小隔间，摆了一张闲置的办公桌，她安静地坐在那里，支起平板电脑，对着屏幕细细讲解立体几何和抛物线。被同事问起，便说自己堂弟正在准备高考。
一堂课两个小时，收费三百块，每个月可以获得将近两千元的收入，对只有几千元工资的她来说足够惊喜。她格外享受这种足不出户，就能搞定一切的生活状态，唯一让人有些忧心的是，因为懒得出门，体重直线飙升，“几个月里，足足长了几十斤”。
两年间，王森的精力全花在了学习上。同事一离开，四下安静无声，办公室就变成了一间天然的自习室。他坐在电脑前，日复一日地啃着书本，换来四本证书。因为公司政策，这些证书每个月可以给他带来额外一千多元的收入。而另一方面，也正是因为这些证书，让他后来找到了另一份工作。
新工作还是在北京，月薪一万多块，重要的是提供宿舍。居住不再是难题，他把折叠床送给了别人，从此结束了办公室的寄居生涯。对于人生，这称得上一次巨大飞跃，但偶尔他也会怀念在办公室里居住的经历。他感恩同事的包容，也庆幸正是那些拮据的日子，让自己没有办法蹉跎岁月，“在那种条件下，不敢停下脚步”。
在办公室住了四个月后，因为父亲生病，小六不得不辞职去照顾家人。等2024年再次回归工作时，城中的家早已装修完毕，她也像许多本地人一样，开始了家与单位两点一线的日子。回首住在办公室里的那些天，她的心态十分矛盾，一方面感叹当时自己真能吃苦，“天天睡眠不足，感觉人都变傻了”；另一方面，她又觉得在这座昂贵的城市里，自己的做法很理智，那点儿苦也没什么，“就像走夜路，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，幽暗得让人害怕。可当你一直向前走，走到灯下，就发现幽暗的地方也很寻常”。
她至今无法理解，当时一个同事在单位附近与人同租，“一个月里半个月在出差，却要花一半的工资来租房。工作是为了赚钱，却为了工作花钱，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么？”
结束办公室居住的人，都打开了新的生活篇章。而还在住办公室的人，还要继续为了下一步的生活而奋斗。老刘还不知道要住到什么时候，总之，“先做着”。眼下最重要的事情，依旧是还清债务，每个月一万二的工资一到手，便被他悉数转走，去填充创业留下的黑洞，手上只剩下一些周转资金，用来应付出差和日常开支。
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，他十分“知足”。在北京安家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，但享受当下，有时候并不需要一个实际意义上的“家”。他喜欢逛博物馆，也喜欢看演出，就算拮据，也会省出一两百块钱来，去看一场不知名的话剧表演。
但当人们有更多选择时，谁又愿意住在办公室？宋晨是陕西人，因为工作关系，被借调到北京四个月。他原本打算住在远郊区的亲戚家，“可北京实在太大了”，每天五个小时的路途“堪比成吉思汗西征”。在坚持两个多月后，他无奈地搬进了办公室。
这也改变了他原本希望可以留在北京的初衷，“没有房子，幸福感太低，就算收入高，这么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？”在办公室断断续续住了两个月后，他已经决定回老家了。北漂，已经不是他的选项了。
（讲述者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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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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